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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中国法学研究与法学教育
演讲人：邓正来
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西方法哲学研究所所长
主持人：刘旺洪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时间：
地点：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敬文图书馆东报告厅
刘旺洪：很荣幸，也很高兴，我们今天有幸请到我国著名的法学家、法学翻译家，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西方法哲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
邓正来：尊敬的同学，尊敬的老师，尊敬的主持，大家上午好！非常感谢大家用星期六休息的时间来和我共同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法学研究与法学教育的问题。我之所以同意讲这个题目，原因是自己已经是南京师大的兼职教授。（掌声）非常遗憾的是，行程非常地仓促。我这两天在南京大学讲两场，在你们学校讲两场，紧接着今天晚上去扬州大学讲一场，明天去常州讲一场，还要到苏州大学讲两场，所以时间非常紧张，希望以后有时间跟你们更多地，更加静下来，更加慢地好好交流。跟你们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中国法学研究与法学教育问题，是个非常大的问题，非常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因为我们都是当事者，中国法学研究搞得好坏，法学教育搞得好坏，直接关系到你们的切身利益。你们不仅是花钱在这里度过四年的美好时光，或者说七年的时光，不是花钱的问题，也不是耽误了你们时间的问题，你们是用你们生命当中最美好的青春花在了这个学校里。如果这个学校没有提供给你们很好的法学教育，它不仅是没有完成它作为一个大学的使命，更重要的是，耽误了你们的青春的美好时光。这是一段生命！什么叫以人为本？就是要以你们为本！一个大学不以学生为本，是一个不合格的大学。大学怎么以学生为本？就是教育！
但是，我不像西方学者那样，也不像领导那样，谈些空话、假话、套话。讲到中国法学的研究与中国法学教育的问题，也就是说作为一个老师，作为你们的一个老师，我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来对你们进行教育，给你们上课？我们现在各个大学，不是你们大学，北大，清华，所有这样的大学，中国的大学，现在的法学教育是非常糟糕的。因此在讲之前，我来看一下，这基本的逻辑是这样，我们先对中国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中的基本问题，看看出了什么问题？然后，我们再看看我们作为一个教师，我们应该如何进行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我想在讲之前，先强调一下，中国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不管它今天的水平如何，总是做出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不能无视以前的老师，以前的学者已经做出的贡献。今天作为我们学生也好，在座的老师也好，一定要由衷地去承认这一点，没有他们这样的贡献，我们今天的教育制度，研究生考试制度，博士生制度，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的遴选，这些都不能确立起来。正是有了他们的贡献，给我们反思和批判他们提供了基础，使我们能把我们的教育制度建设得更好提供了基础，贡献我们就讲这么多，不谈了。
下面我们讲讲他们所存在的问题。问题很多，但我想把它简单归纳到几点来讲。
中国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当中，第一个问题，就是大而化之，没有深度。我们的法学研究，在座的本科生也有，研究生也有，希望你们不要光读你们的教科书，也去看看中国法学的核心刊物，包括不是核心刊物的刊物。看看我们的法学研究上面发的文章是一些什么文章，再看看我们的教科书是什么样的教科书。严格地讲，都是大而化之的，都是没有深度的，都是蜻蜓点水、面面俱到。没有一个问题纵身论到七八万字，十来万字的。就一个问题，都是会说大问题，小问题他不会说，说一个概念他讲不出来，你叫他就一个概念写它二十万字，它写不出来，他可以把所有问题都说到，二千字，这是我们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的大问题。你们的老师讲课也是这样，蜻蜓点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这个问题是需要慢慢来推进的，慢慢来改善的，这个东西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这是第一个方面的问题。
第二个方面是没有问题意识。他怎么会没有深度呢？是因为他没有问题意识，所有的文章写出来都跟教科书一样。老师讲的课干脆就是教科书的翻版，他没有那种问题的意识。比如他会讲，“这一节，我们讲权利与义务的关系。然后讲什么叫权利，什么叫义务。”这不是问题意识，这叫什么？这叫描述。这就弄得我们学生（硕士生、博士生）的论文没有问题。写论文是这样写的，第一章，历史延革，或者说起源；然后，第二章，中西关于这个问题讨论的论叙；第三章，定义、概念……就是跟教科书一模一样。你问他，“你是什么问题，为什么要写这个问题？”“不知道。反正就是这个问题很重要呗。”重要的意义，每个人都是一样的。老师教你们讲，今天要写权利和义务关系，它的重要意义有三点，一是……，二是……。然后你们看，小学生写权利、义务的关系的重要意义也是三点，考硕士生也是三点，考博士生还是三点。你为什么要去研究？你肯定会认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背后的意义是和别人不同的。如果是一样的，别人已经研究了，你为什么还要去研究呢？我们不去想这个问题。随便举一个例子，就拿最简单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来说，为什么这么多人写了权利义务关系，我邓正来还要去研究？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说，“前人研究大概基本上有两种脉络，或者有几种脉络。这样的几种脉络研究遮避了权利、义务的什么问题。权利、义务背后的问题就看不到了。遮避了什么问题呢？为什么中国人现在要讲权利义务问题？把这个问题给遮避起来了，变成一种意识形态化的问题。于是乎，我要去研究这个问题。我要把这个问题开放出去，我要使大家都在喊权利、义务问题背后的这个问题揭发出来，我来谈这个问题。但是，别人也谈，你也谈，别人谈的方式是什么？谈的approach是什么？径路是什么？你的径路是跟他一样的吗？好，我的径路是跟他们不一样的。那么你的径路不同，你去研究这个问题，你的假设是什么呢？你的假设是跟别人不一样的吗？如果是不一样的，你也就说出来。但是，由于我们没有问题意识，我们就会说权利是什么，特征是什么，义务是什么，特征是什么，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特征一、二、三……。这叫什么？这就是我们从小在幼儿园老师告诉你们的那种知识。老师告诉你说，天上有乌云，很快就可能要下雨了。但为什么有乌云就下雨，你是不知道的。你们是学生啊，你们将来有可能成为研究者，读书人，学者。大家都知道，股票的交易大厅，大家会看见，红色叫涨，绿色叫跌，老百姓都知道，跌了，涨了；你是一个研究者，你是一个学习者，你就不能只看到它跌了，涨了。这就混同于一个没有这种知识的人，等同于他们。你作为一个知识人，你要懂什么？它为什么涨，它为什么跌？为什么在相同的情况下，同样要跌，同样也要涨。这就是你的问题。我们的老师也没有问题，把我们的学生弄得也没有问题。为什么你去看看你研究的文章没有问题？他在没有问题的情况下，他怎么能让学生有问题？我们的教科书是没有问题的。非常奇怪！就是把这些东西背出来，一二三……。“什么叫正义？”“什么叫正当？”“什么叫权利？”“什么叫秩序？”“什么叫法律？”背出来就行了。不重要，这个东西不重要。没有一个大师的定义是一模一样的。对法律的定义，没有一个大师对法律的定义是一模一样的。他们是要用这些东西去解决问题，是要你们用这些知识去解释那些社会现象。这是我讲到的它存在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问题更大了。我们的问题是没有脉络意识。学术是有脉络的，它不是乱的。比如说讲休谟，我给你们举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就是中国哲学界，在我做哈耶克的研究之前不知道，我做了这个研究之后，他们就知道这个问题了。英文词，我们大家讲一下，英文词有三个词是一样的词，一个叫“rationality”,什么呢？叫“理性”。还有一个词，叫“irrationality” “非理性”，加了个“ir”，加了个前缀，就是“非理性”。还有一个词叫“nonrationality”，它在前面加了个“non”，“非理性”。就这么三个词，这三个词意味着什么？在我之前，都这么翻的——“理性”和“非理性”。我们所知道的西方的传统，以笛卡尔，卢梭这拨人为主，就是理性。这种观点强调什么呢？强调理性至上，人有无限的理性，可以设计出一个崭新的世界，可以把世界改造成为彻底不一样于过去的世界。人和上帝一样。那么非理性意味着什么呢？大家知道像尼采、弗洛伊德他们那批人，还有叔本华，他们强调什么呢？理性不是永恒，有很多东西是非理性的，像情感，直觉，甚至更深的关于力的这类东西，有很多的一些东西，本能的一些东西。那些东西才是重要的。这就是两大脉。那么两大脉怎么会出现三个词？还有一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脉，从十四世纪，西班牙一直到苏格兰启蒙运动，然后一直延续下来，成为英美，这当中主要有休谟，你们知道的亚当斯密，艾顿·弗克斯，也有哈耶克这样的大师，这派人强调什么呢？他们强调的是“nonrationality”，不能翻译成“理性”或者“非理性”，叫什么呢？叫“理性不及”，这是我给它发明的词。什么叫“理性不及”呢？它说，“我们反对卢梭、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因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不是上帝。同时，他们反对像尼采、叔本华他们所讲的，理性是没有用的。他们说理性是有用的。因此在西方的哲学当中，关于什么是最重要的，支配着人的行为和人的社会发展的最基本的个人因素？理性、非理性、理性不及是三大脉，三大重要的哲学脉络。但是我们不懂。你去看看我们教科书，你们现在大多数在读这种，他胡编乱造，他不懂，他讲权利，他把不同脉络的观点都放进去。理性主义的他讲权利，理性不及主义的他也讲权利，非理性主义者也讲权利。你以为都讲权利就可以放在一起吗？他们都讲权利，但是三种活脱脱的学术理论主张是截然不一样的，甚至是相反的东西。再给你们举个例子，这是学法学的人绝对应该知道的，一个是德沃金，他的著名著作《认真对待权利》，《法律帝国》。像德沃金这样的人，我们国家研究权利的人就会引用德沃金，他们把德沃金引证。他们说，德沃金讲权利，权利很重要，我们讲权利本位论，权利很重要，我们现在研究权利就引用德沃金的东西，因为他写了本书《认真对待权利》。德沃金讲的“权利”跟你讲的“权利”有什么区别？两回事！你讲的“权利”，也就是法律规定的法定权利，德沃金讲的“权利”是什么？是作为一种philosophical base of the law theory，是法律理论的哲学基础权利，他的理论叫right base of jurisprudence 法理学的权利为基础的理论。与他相区别的另外一个大师诺切克也强调权利，诺切克也讲权利，于是乎就有人把诺切克权利的观点引证上去。乱扯！德沃金讲right,权利是right，right base of the theory,德沃金讲什么？德沃金讲intitlement，在中国翻译成权利，错得不要太错了。这是一个天和一个地的区别。你们去看看何范洪翻译的那本，诺切克的名著《乌托邦与国家》他把它翻译成权利。这叫什么？这叫资格。资格是什么？资格是构成权利的基础。这两码事。两个人都讲权利，讲权利很重要。不行的，不能支持你的。诺切克是反对德沃金的观点的。哈耶克讲自由很重要，于是引用哈耶克的观点，也讲权利，权利本位，哈耶克反对你讲权利的，哈耶克甚至反对把人权法案写出来。他说，我们的理性怎么知道这个权利比那个权利更重要呢？怎么能把人权法案写出来呢？你们怎么能要求把权利入宪的时候，引证哈耶克的观点来支持你呢？根本没有脉络意识。不知道这个人的理论脉络是什么，不知道这些理论脉络最基本的哲学主张是什么。你说，他这个研究怎么能搞得好？学生怎么能搞得好？教不好，他们教的方式是什么？写文章的方式是什么？买一摞书来，先看目录，看目录有没有权利，有权利的折起来，塞卡片第几页；再另一本目录有权利的，折起来第几页。写文章抄，抄出来，这叫引证，从来不看这本书的哲学观点。这本书属于什么样的观点，他都不知道。我们国家最著名的法学院之一，德沃金上次被请来演讲，请他讲“认真看待权利”，德沃金笑掉大牙，德沃金讲，“真的是讲这个题目吗？”他说，“是”。很有名的院长。他说，“我们经过认真的研究，对您的思想进行认真的研究，我们真的决定请您讲这个题目。”他说，“我这个演讲、论著，三十多年前就已经发表了。你们难道没有读过吗？”你说丢不丢人？但是回答是，“我们现在中国特别需要权利。”德沃金不知道怎么回答好。他不能说，我讲这个“权利”不是你们那个“权利”。截然不同的东西，这个玩笑开到国际上去了。你们不要笑，这样的玩笑天天都在发生。这是我讲的第三个重要问题。
第四个问题，是我们的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我们的知识结构太学科化。搞民法的人不知道刑法，搞刑法的人不知道法理，莫名其妙，不知道哪里出来那么多专家。这个问题出现了什么问题？是我们混淆了两个基本概念。我们不懂。我今天讲的主要是我自己如何带学生，我给他们布置什么作业。你们都可以学的。我把一套程式都教你们。两个概念混淆的是什么？第一个概念是，什么叫学科？学科这个词，英文叫discipline。什么叫discipline呢？就是纪律、规训。规则的规，训练的训，就是把你放在学科上面训练。学科是干什么用的呢？是传播知识用的。为了传播知识的便利，能够使某一种类，某一门类的知识，比较好地，比较方便地传播给下一代人，或者其他人，而出现的这种学科。学术研究两码事，学术研究是不能有学科的。你去看，没有哪个大师说是哪个学科的人。我到今天为止，到90年代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为止，从市民社会与国家范式的提出，这是我90年代初期干的事，于是乎整个中国就知道，认识整个社会现象，国家发展的问题，不能只从国家的维度自上而下地来认识，还需要从社会的角度自下而上地认识这个问题。然后到90年代中期，我主要在做自主性的研究。强调的是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建立问题。对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过程，我们知道在人类的社会生活当中有不同的领域，严格地讲，学术的语词叫做“产域”,不是叫field，不是叫“领域”。因为他首先涉及到逻辑的关系。领域不一定有逻辑，产域是一定有逻辑logical的含义在里面。我们学术知识的生产，像教育、研究都属于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的产域。还有经济的产域，政治的产域，社会生活的产域。每一个产域都有它自己的逻辑。比如说经济产域它的逻辑是什么？就是要创造最大的效益，利益最大化；政治不是，政治是不管什么代价，利不利的，说出去的东西得算数，领导讲的话一是一，二是二，底下必须执行。错误的也要执行，对的也要执行，不执行不行！社会生活领域主要是communication,沟通；understanding，理解。学术生产领域是什么？它有自己的逻辑，完全按照自己的传统逻辑。知识生产有个传统的逻辑，所以知识是慢慢增量的，一点点增加起来的，在批判前人的基础上慢慢增加的，形成新的知识。它不靠速度，它不靠力量，它就是靠点滴的努力，平时的努力，一点点地努力上来。这是我90年代中期干的事情。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它是没有自主性的，它是依附于经济产域、政治产域的。它是与其他产域共谋，如何把知识产域出卖给经济产域，出卖给政治产域。我当时主要研究这个问题。90年代下半年，我研究资本主义理论问题。中国人喊口号，讲自由，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从严复翻译《群己权界论》开始，讲自由主义，他们就开始喊口号，没有人去深度研究过自由主义，你们去看，没有过的。你们去查论文，去google、百度搜索是没有的。就喊口号，你去问他什么叫自由主义，他不知道。我用8年时间，我闭关了5年，天天在家里看书，什么事情都不干，不出国，不参加任何学术活动，不接受任何约稿，天天在家里读书。然后到20世纪（新世纪），主要研究中国法学学术的批判问题，对一个世纪的中国学术的批判。我的所有这些研究没有人认为这是法学研究，或者说只是法学研究，没有人认为这只是经济学研究，社会学研究，也没有人认为这只是政治学研究，或者哲学研究。哪个学科都在研究，都在讨论。你要我写《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法学界的事？不是的。哲学界？哲学界讨论得很激烈，当然法学界现在也闹得很猛。现在不下三十篇文章来分析和批判我的观点，非常非常好！但是更深刻的讨论是在哲学界展开，在政治哲学界展开。美国的汉学研究的英文刊物第二大刊物，《当代中国研究》给出三十个page，三十个页是不要审稿的，全部发表，没有过的待遇。他是哪个学科的？我们老师一讲，我是什么学科的。你是学科的，你吓唬谁啊？不就是因为你在这个学校里教书这个学科。你作为一个学者，你给我讲讲桌上矿泉水的问题，你告诉我这是法律问题还是经济问题？是政治问题还是文化问题？没有纯粹的法律问题，更不要跟我讲什么纯粹的民法问题，没有的，哪有一个日常生活不是政治呢？什么事情都是综合的问题。所以你们一定要记住，你们想当一个好学生，你们大多数要去进行实务工作，要去进行学术研究的工作，甚至是老师，你们一定要知道光有课本上的东西是不够的。老师如果是这样教育你的，老师就是在蒙你。这个老师不合格，教学经验来得太少。这是我讲的第四个问题。
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老师为什么要教书？老师不懂得为什么教书，就像是我们学生一样，当然学生也有责任，你们为什么要去上课？你们都经历过。你们现在上课的方式肯定也都是这样。现在可能更加这样。吉林大学的校长、党委书记请我吃饭，我去吉林大学任教两周年，他们请我吃饭。我说饭可以吃，但是必须把管人文教育的副校长把他请来做笔记。为什么？因为我说我有重要问题要讲。什么重要的问题呢？我说，“请教你，老师为什么要给学生上课？”有没有哪位学生能回答这个问题？大胆一点，讲错了没关系。举个手，站起来说就行。老师为什么要给学生上课？经过我的观察，你们看对不对？就是要把学生变成一台台不精准的，水平高低不等的复印机。高
那么下面我来讲讲，面对这样的问题，我现在教学经验三点：在我家里教的不算，我家里面经常有这种读书小组，读书小组出了很多有名的学者，家里面不算，就算我去吉林大学教书的，对你们都有帮助的，建议你们都记下来。这个复印机不要那样复印的，不考试的。
我上三门课程，这三门课程全国都没有的，没有一个学校有的。
第一门课程叫原典精读。什么叫原典精读呢？吉林大学给我的条件非常优厚，每个学期只去7天到10天就够了，一年去两次，我家在北京嘛。但是我觉得这样对学生很不负责任啊。去两次这样怎么教学生啊？所以，我最少去了13次，也就是每月至少去一次。去了以后，我就上课。我不敢坐飞机。坐火车，早晨7点钟下火车，9点钟开课。从来没有变化过。我到学校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上课。所有的老师，所有的领导都知道，
我给学生上的第二门课就是小南湖读书小组。这是一门专门课。我每次去长春住，都住在华侨饭店，华侨饭店边上正好是南湖，然后我就给读书小组取了个名字叫“南湖读书小组”。“南湖”这个词是伟大的共产党使用，我们就叫“小南湖”吧。这个小南湖读书小组干什么呢？基本上是一年要读7、8本书，这是我规定阅读的数目，翻译过来，经典的著作。我安排张三做主报告人，李四、王五做主评人，其他人可以来发言，写读书报告。有条原则，不写读书报告的人，不可以发言，可以来听。为什么？没有认真研究，你要发言不是浪费人家时间吗？我们现在学校开会领导先说。我学问比他高多了，他先说，他说半天，然后再我讲，凭什么呀？你们听众也是，听了半天到底听谁的？我那个地方不行。你没有写读书报告，你可以来听，但是发言者是必须写读书报告的人，不管你写的好坏。第一个主报告人讲二十分钟，两个主评人说完，停一下，休息一下，然后我来评价。主报告出了什么问题，主评论出了什么问题，优点是什么。然后下面每个人发言，我都点评。所以在我那个课堂里，每个学生的名字我都知道。每个学生的优点、缺点我都知道，甚至每个学生在哪个方面进步了，哪个方面退步了，我都知道。你们也可以搞这个读书小组。你们知道“正来学堂”吗？用我的名字命名的一个网站。小南湖读书小组报告他们都贴出来的。你们去看看他们是怎么写书评的。这个课程是干什么呢？有几个目的。第一个，学会如何去阅读。如何阅读是学问，如何阅读背后就是一种思维方式。你要去发现作者的问题。你要去发现作者的前设。你要去发现作者论证的过程，像这些问题都很重要，你怎么去发现呢？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最核心的要训练什么？在阅读的时候，读者不能死掉。你是读者，读了半天，永远是邓正来的老二，你怎么可能变成邓正来本身呢？你把它全背出来，你都不及我。所以你不能死掉，你要有你的问题，你要存在，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训练你们读书小组互相的尊重。不仅要跟大师学，跟老师学，还要学会从你边上的人去学。他怎么能看到你没看到的东西呢？他怎么讲出了我想讲而没有讲出来的东西呢？我跟他看到的是相同的，怎么他描述得比我好呢？这是为什么呢？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在我的那个地方，自从我到了吉大，那些同学通通如此。忙得跟别人学都来不及。他们学会了赞扬同学。第三个，训练你们的表达能力。我们现在的学生总是记笔记，不会表达。讲一句两句会，系统地讲不会。拿着稿子念、背，“尊敬的老师，尊敬的……”这是朗诵啊！这是我开的第二门课程。阅读的书目就不说了，我带我的学生读，基本上不读法律书的。03级的学生，我带他们读的基本上都是社会学。我首先让学生知道，你研究的是什么东西。这个当然要考老师的功夫了。你都不懂，你都没读过，你叫学生怎么读？学生读的是天书，你也不知道，讲对讲错你也不知道，那不行的。选书也很重要。当然，这个没关系，慢慢来。
第三门课就是大师思想讨论课。这种课都是结合起来的，就是讨论一个大师的思想。上一堂课，我就找个学生研究这个人物，下堂课就讨论他的思想。我就让我的一个博士生，请他讲富勒。讲完以后进行讨论。富勒是个什么人？新自然法学的代表人，那么关于新自然法学到底有什么样的贡献和批评呢？我有一个同学专门做菲尼斯的研究，菲尼斯就是新自然法学中另外一个代表人物。他对新自然法学的研究非常深刻，那么请他做了一个讨论。富勒作为新自然法学，他批判任何以事实和价值两分为基础的流派。一个是法律现实主义，一个是法律实证主义。法律现实主义，我有两个学生，一个学生做卢埃林，一个学生做弗兰克，他们两个是法律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请他们两个来回应、回击我的
这三门课程是三维一体的，连在一起的。原典精读读富勒，研究目的是读自然法，大师思想讨论我们讨论富勒的思想。小南湖读书小组读富勒的《法律的道德性》。经过这样一个课程下来，学生就会搞得很清了。一定比
但仅此不够，我在我师门中有很多作业。这个作业是不保密的，可以公开给你们听。你们愿意做的也可以做。我对我的学生有四项纪律。第一项纪律：不准以任何方式，以任何名义，给我
二项原则：第一项原则，作业必须完成。不完成不会处罚你，但是拖延多少时间，就拖延多少时间开题。三个月就拖延三个月，半年就半年。你可以拖，但是不准不做，这是第一项原则。第二项原则，必须锻炼身体，否则就不能开题。（掌声）我
下面讲讲五项作业：第一项作业，基本上就是读法学书。这个书读完以后必须写严格的读书报告，使大家把法学的知识结构打得更牢。第二项作业就是，好文章坏文章。这是每个月写的，一篇写好文章，一篇写坏文章。什么叫好文章，什么叫坏文章？正来学堂里有个在线论坛，你可以去看。就是你必须去选两篇相同题目的文章，吴敬琏写的《中国经济发展》和盛洪写的《中国经济发展》。这两篇同样的题目，你去阅读，你来比较，比较完以后，你告诉读者，哪篇文章写得更好一点，理由是什么。是你自己的看法。你喜欢文学，喜欢电影，都可以选，再比较，哪篇文章在你看来更差一点，为什么它更差。一个月写两篇，都贴出来。这两篇文章有一个条件，不准选法律的文章。为什么？解决的就是知识结构太差的问题。这是强迫性的任务，必须完成。我的学生都可以进行比较，我提出表扬，不批评。我说，“……不错，有进步，选了两篇大师的文章。”他选了一篇汪辉的文章，他选了一篇讨论跟汪辉相同题目的文章。他选了一篇费孝通的文章。什么意思？其他学生见了，“对啊，他们选了两篇大师的文章，我选的文章水平很差。同样是写，我不是把时间浪费了吗？”我讲，“很聪明。你们不仅选了两篇很权威的文章，时间没有被浪费掉。”你选了两篇硕士论文，水平很差，乱写乱看，你这是对付你自己。所以学生选到后来就攀比，看谁选的好。互相之间一攀比以后，马上就不一样，选的文章水平高，他们在这方面的积累就越来越多。这是第二项作业。
第三项作业是原刊阅读。原刊阅读放在最后讲。
第四项作业是建立建设图书馆。这个也放到最后讲。
最后一项作业是读书小组。我的师门当中，有五个读书小组。我现在的师门有四十来个人，名下有三十多个博士生和硕士生，但是还有一些弟子，我认的，可以进来，加入读书小组。读书小组有五个，法律全球化读书小组，西方法律哲学读书小组，自然法读书小组，法律实证主义读书小组，全球化读书小组。这些小组的核心成员都不重叠。但是我的学生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都有事情。他们都要花两个小时的时间去听小组的讨论。他们不用去看那些书，那些书各个小组在看。其他小组的不用去看，就去旁听，都有帮助。他们可以学，而且学得很好。我在学校的时候，晚上就去参加他们小组。这是第三项作业。
第四项原刊阅读和图书馆，跟我教硕士生
第五项作业，就是叫原刊阅读。这项作业非常痛苦。第一年双月一篇，选择的文章必须是哈佛法律评论上的这一级论文。西方有很多大师级的这样的刊物。比如说研究诺切克，在这些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有评论诺切克文章的他们就要看。第一年是两个月一篇，6篇；第二年一个半月一篇，9篇；这是要写读书报告的，在正来学堂里你们可以看到是贴出来的，每个人都得完成。第三年一个月一篇；继续读博士，第一年双周一篇。等到他博士开题的时候，就是5年级的时候，也是双周一篇。你们可以算一下，他一共读了多少篇。除了他本人研究的那个大师的著作、论文以外，他读那些评论文章将近差不多有五十篇。这样的博士论文写出来，哪个导师组还敢胡说八道？！现在的博士论文很多指手划脚乱说的，“啊，这个什么问题啊？你给我说说看……”到那个时候，他就不行了。他说，“老师，××年的文献你没读过……”同时，这样的学生出来，他就要求老师的水平更高。就像我这样的学生出来，你说，他跑到社会上是什么结果。跑到高校里面是什么结果。你们再想一个问题，我当你们南京师范大学的兼职教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们这里面将来也会出现一茬茬这样的人。这样才能真正地提升中国的法学研究，才能真正帮助克服中国法学教育的问题，不是喊口号。钱是问题，制度是问题，老师是问题，学校领导是问题，你每一个老师有没有认真去教？我讲的这三个课程，我讲的这五项作业，没人不知道的。你去看，读一份，这就是看你真正想把学生变成什么。就是要把学生他们的智慧开发出来，他们比老师聪明得多！你们比我们聪明，你们多年轻啊！条件多好啊！你们都有可能成为大师级的人物。要紧的就是看你投入多少精力，看我们的老师有没有使你们的能力开放出来，不是让你们变成复印机，而是使你们的能力真正开放出来，使你们真正成为一个思想者！
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内容。谢谢大家！（掌声）说句谦虚点的话，希望大家对我教学的方式和内容也提一些批评的意见。谢谢大家！(掌声)
刘旺洪：刚才
学生1：
邓正来：非常谢谢这个作为同行的批评，他说的，我讲的这里面忽略了法学教育类型学的分类这个问题，的确是个问题。但是我想讲，这是一个在教育当中，我们可以找出，比如说民法应该怎么教，但是我们首先不能假设学生是干什么的，这个是我坚决反对的。我们有什么权利说，我们的本科生一进到学校里，就是像我们有些教育工作者所说的，“我们现在强调的是应用的研究或我们强调的是理论的研究……”但你有什么权利把学生一下子归到应用研究当中去？！你怎么就知道，学生今后就不是学术大师呢？你有什么权利说，那个学生应该去从事理论研究呢，而不应该去从事实务工作呢？就我们在本科生的教育当中，其实更应该追求的是通识的教育，就是general knowledge 。不要去把它分得太细。“我们应该是从事实践性的，纯理论的……”不是这样的，学生自己会选择的。我们的教育是首先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要使他们开放自己的心，使他们的脑子用起来，是让他们自己去思考这些问题。这我想是最基本的。谢谢！（掌声）
学生2：
邓正来：关于司法考试的问题，我觉得这不矛盾，是兼顾的。但是我的学生有些很奇怪。我的好多学生说，“老师，我们不去考司法考试了……”我有个男的硕士生，他去考了，但是他很后悔，说我不应该考。他还考上了。为什么？他说，因为他耽误了将近四个月的时间。其实，这四个月的时间，他突然发现他跟他的同学，当时他是六个硕士生同学当中成绩最好的学生。但是司法考试回来，他发现，其他五个同学水平各个比他高，而且高很多。他原来很敢发言，现在不敢发言了。我还鼓励他，我说，你还是要继续努力啊！这个好像每个师门有每个师门的风气。但是我觉得大家都不要排斥、不要绝对，这个东西还是根据每一个人是否愿意从事学问。其实考司法考试是很浪费时间的，甚至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如果大家真的愿意做一些选择，留条后路，现在就业那么困难，不失为一个选择。当然，这不影响怎么样去对待学术和法律教育的问题。
………
学生3：
邓正来：好极了！（掌声）非常谢谢！你是老师还是学生？（学生）非常谢谢这位学生！她提的问题很好。她说，“老师，你这样讲的话，你是不是限制了学生？”我的学生有两条，十二点以前，他们不要想睡觉，来不及的。每天不是干这个，就是干那个。第二条，他们没有时间闹矛盾，就是互相关系搞得好得不得了。就是没空，一点空都没有。她刚刚讲得很对啊，“老师，你这样布置那么多作业，是不是也限制了他们的发展？”我每个月去，师门都要开一次会。我这个师门有一个大家庭，还有一信箱。我们每个人都在那儿发言，都是一家人。他们随便可以像我这样批评，像刚刚这样批评很轻松的。随便批评，我说，你们不批评我，不是本事，但不是骂我。学术批评是学术批评。我们每次开师门讨论会的时候，就是讨论这样的问题，“我们最近在学术或学习当中的倾向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大家都知道，像
学生4：
邓正来：回答第一个问题。一流学校，二流学校的问题，你们不要有那个模式。在我的眼睛里，什么好学生，坏学生，都是一样的孩子，都是一样的学生。说句心理话，考分差几分，说明什么能力啊？什么都不说明的。邓正来是哪儿毕业的？邓正来是四川外语学院毕业的，在四川省都不是重点的学校。有什么了不得的？这个没有用的，什么一流二流学院，不要去听那个吹！哈佛大学照样产生垃圾！北大没有垃圾吗？哪个学校都不是一类的，考分更看不出什么水平的。不是说妄自菲薄，但至少说，不要用那个固定的框框，别人用那个成绩看待我们是没辙，中国人口太多，得分个三六九等。你们不要拿那个框框来看自己。第二，不要以为本科生就跟博士生有什么了不得的区别。我给你们举个例子，我有个学生，今年读硕士一年级，就是去年9月份入学的，她是本科三年级下就决定保送，保送外校，北大或清华。然后，她来找我，说，“
关于第二个问题，这句话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比如说，举个例子，像我这个人，生活能力最差，我生活能力差到什么程度，你们不敢相信。我沏茶的时候，太太沏；我不会洗袜子，我过去的袜子是从来不洗的，只要脏了，就扔掉。就是不会生活。不会用微波炉。我女儿九岁的时候，给我烧早饭，她去启动微波炉。我告诉她，关门，要爆炸。就是生活能力很差，什么东西都不会弄。但是，在某种意义上是这样的，在另外一种意义上就未必如此。有的学者生活能力很强，其他实务能力也很强。举个例子，比如说“学官”，咱们国家现在很多“学官”，比如说公丕祥。他在法院干得很不错啊！其实，我想你们不要误
学生5：关于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的问题，我们很多同学将来从事法律实践的工作。你怎么看待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与将来法学实践的问题？
邓正来：好，非常谢谢！我想问，为什么我们大多数同学要去从事法律实践工作？为什么？我觉得我们不能有这种想法。首先，我们不能有这种想法。你一定要给他不同的选择。我们选择的结果，就是很多同学选择了实践工作，没问题。但是不能由此先设这个问题。这个不一定的。我们怎么可以规定别人的生活方式。这个不一定的。比如说，我很想毕业以后从事法律实践工作。我们今天的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跟我们实践工作有什么关系？有的。我认为，现在我们实际上既不是帮助学生参与，有助于学生的实践工作，也不有助于学生今后的学术研究工作。我们现在的法学教育是不伦不类的。为什么？你说它书本吧，它不理论，你说它不理论吧，它对实践也没帮助，对中国社会是隔的。课堂里没办法教关系学。这个怎么教呢？没办法教。确实在中国这是个大问题。比如说举个例子，律师要给当事人辩护，想找个法官开后门，课堂里不能教这个，但生活当中实行的是那一套。怎么办？这就是我们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当一个社会实际运行的规则和教育事业相冲突和紧张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些例子、个案作为反面例子教给我们学生，来讲这门课呢？使他们知道这是关系学，否则他们有挫败感。这个我没有实践过，作为理论问题，可以讨论，但是真正上这门课，看来是比较难上。什么开后门啊，送点礼啊，行贿受贿，这不是教人犯罪吗？是一个好问题。但是我对于法学教育如何帮助法学学术研究更有体会。因为我不太懂实践工作。（掌声）
（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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