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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本内阁时期的文部大臣小杉提出了有关教育改革的具体课题与方案。在临时教育审议会上,日本内阁通过前后4 次的教育答辩, 在新世纪伊始的6 年中, 教育改革国民会议以第一分科会、第二分科会、第三分科会的审议报告以及中间报告等阶段性的成果汇报, 对战后教育基本法进行了根本的修改, 并于2006 年提出了最终审议报告。这是自战后教育基本法颁布以来, 日本首次修改教育基本法,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21 世纪日本的人才战略, 以及在新世纪各国均进行教育改革的形势下, 日本的教育改革是如何进行的。本文试从日本教育改革的历程, 新世纪教育改革的背景和主要原因, 教育改革的焦点和主要举措等方面进行探讨。
一、教育改革的历程
日本的教育改革问题由来已久。战后日本教育基本法的制定和相关教育体制的形成, 为日本国家的重建以及经济的腾飞培养了大批人才, 在1968年就超过当时的西德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是到了19 世纪90 年代, 教育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
面向新世纪, 支撑日本半个多世纪的教育体制哪里出现了弊端导致现今教育危机的出现? 日本将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成为教育专家、国家教育机构、国民普遍关注的问题。早在1984 年, 当时的中曾根内阁就提出成立“临时教育审议会”, 首次将日本的教育改革问题提上议程。桥本内阁则将改革构思具体化并加以实施。这次日本的教育改革涉及面较广,影响深远。改革主要通过临时教育审议会、中央教育审议会等各种审议机关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 对各种教育制度进行修正, 提出具有指导性的政策。从1985 年至1987 年, 临时教育审议会共组织了四次答辩会, 听取了各方有识之士以及国民的意见。第一次提出教育改革理念的诸原则和具体的改革内容。第二次提出了21 世纪教育目标, 引入终身学习体制。第三次在两次答辩的基础上更深入、具体的讨论了终身学习体制以及初等、中等、高等教育的改革。第四次围绕教育改革的必要性及改革的主要问题展开讨论。[1] 在新世纪伊始的6 年中, 教育改革国民会议对战后教育基本法进行了根本修改。
由此可以看出这次的教育改革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修修补补, 而是对战后教育理念的一种全新认识。
首先, 它打破了战后教育强调整体性的单一模式。在教育改革第三分科会的审议报告标题中即指出:要重新认识初等、中等、高等教育; 对义务教育、大学入学年龄都实行弹性制; 入学考试要多样化。这些改革都旨在培养具有独创性活动的人才。其次,这次教育改革不仅着眼于国内, 而且着眼于国际,不仅志在培养国内优秀人才, 而在于培养引导日本走向国际的国际型人才。在第三分科会的审议报告中提出要培养具备专业强、有深度、有文化修养、在社会各个方面都成为领导性的人才。具体政策包含: 加强大学与产业界的交流; 建立专门的职业型和学者型的研究生院; 大学入学选拔的公开化; 加强教养教育, 导入“double major”制度; 整备经济、法律、公共政策等专门学校; 加强优秀年轻研究者的培养。[2] 第三, 倡导教育内容多元化。再次强调学校教育的重要性之外, 指出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也是不容忽视的。在第一分科会的审议报告中指出家庭是教育的原点问题; 学校要注意培养学生的社会独立性; 强调没有社会的参与教育改革是无法实现的。[3]
除此之外, 为推进教育改革, 日本政府指示有关机构设置了各种类型的审议会。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大学审议会和中央教育审议会。1988 年成立的大学审议会就研究生院制度、大学教育、教员任用的改善、高等教育构想四个方面展开分析。
第一、大学审议会首先就研究生院制度的弹性化做了修正。如果说战后日本教育的重点在于提高整体国民的素质、强调教育的整体性, 那么面向新世纪, 在保持整体国民高素质的前提下, 个性化、专门化、国际化的培养就显得越发重要。而制度的弹性化则为更多的人加入研究生队伍提供了现实条件。具体内容如下:
第二、大学教育是高等教育重要的一环。1998年的大学审议会提出21 世纪日本大学的模式以及今后的改革方案。其中包含四个大的方向: 提高教育研究的质量; 确保大学的自主性, 教育研究体制的弹性空间; 完善组织运营体制; 引入多元的评价系统, 建立有特色的大学。[5] 以上体现了大学自主性受到了足够的重视, 与此同时, 开放型、研究型将成为未来大学发展的方向。
第三、完善教师任用。1994 、1996 年的大学审议会提出: 放宽教师录用条件, 实行公开招募。废除以前只局限于学校内部选拔人才的制度; 教师的选拔考试要侧重教育能力、质量和研究能力的评价,公开考试方法; 进一步提高教师的素质、改善教育的内容和方法; 引入“选择性教师任期制”, 给大学极大的自主性。[6]
最后, 大学审议会还根据日本社会的变化提出阶段性的高等教育设想。这不仅使教育改革紧贴时代, 增加了有效性; 而且根据阶段性的研究成果有利于及时纠正其中的问题。
另一个大型审议会是中央教育审议会, 与大学审议会主要针对大学、研究生院的教育改革相对,它主要面向新世纪提出有关教育体制的各种改革。从幼儿教育、高等教育、终身教育三个方面系统的提出了日本将如何从整体上解决教育问题。
1998 年中央教育审议会针对幼儿期孩子的身心教育, 提出面对多元化的新世纪要掌握必要的生存能力和积极的生活态度; 要重新认识父亲在家庭中的作用。同年的审议会还提出完善初、中、高等教育的衔接。1996、1997 年连续就21 世纪日本教育的模式进行答辩。主要措施有: 在宽松的教育环境中培养生存能力; 加大学校教育力度, 丰富家庭、社会教育; 改善学校教育以应对国际化、信息化、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环境问题等; 改善高中、大学入学考试;合理的处理具有特殊才能和学习进展缓慢的学生;面向高龄社会改善现有教育体制。[7] 中央教育审议会还特别提出关于今后地方教育行政的改革问题。地方教育行政对促进国立、公立、私立大学的教育支援和配合起着重要的作用。提高地方教育行政的力度, 有利于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 而且相对于国家来说, 地方与学校的联系更加有效、便利。[8]
除了这两个主要的审议会之外, 还设置了各种专门的审议会, 探讨教育体制中细节问题并以报告的形式提出意见、对策和阶段性成果。其中包含教育职员养成审议会、教育课程审议会、学术审议会、终身学习审议会、保健体育审议会等。体现了这次教育改革既强调整体, 也不放过细节, 是对整个教育制度的大修正。
中曾根内阁时期, 日本开始着手教育改革, 但是由于当时正处于行政改革的艰难阶段, 教育改革举步维艰。桥本内阁时期将教育改革列入了“六大改革”之一, 改革进入了具体实施阶段。到了小渊内阁, 明确提出了“教育立国”口号并于2000 年3 月成立了教育改革国民会议, 推动了新世纪教育改革的进程。2001 年6 月, 日本文部省发表《大学结构改革的方针》( 又称“远山计划”) , 为推进远山计划, 文部省还决定从2002 年起实施《21 世纪COE 计划》,( 此计划由国家提供重点财政资助, 旨在大学建立若干以学科方向为单位的世界最高水平的研究教育基地, 建设特色鲜明且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学) ,并为实施该计划专门设立了“研究基地建设费补助金”制度。这是日本进行大学教育管理的重要举措,不仅在日本, 在国际社会都引起了广泛关注。至此,日本历时20 年的教育改革, 基本上确立了日本新世纪的教育理念以及人才战略。当然, 具体的实施过程还需要时间的验证, 这次教育改革是否会如战后初期教育改革一样为日本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注入一剂强心针, 它的具体试行过程将如何值得我们继续关注。
二、新世纪教育改革的背景及其主要原因
面向新世纪, 战后教育体制显然已不适应时代的发展, 教育改革势在必行。下面就新世纪教育改革的国际、国内背景以及主要原因做简要的说明和分析。
战后日本实现了高水平的普及教育, 为其经济的恢复提供了大量的人才。这完全得益于战后教育基本法。该法称: “我们确立了日本国宪法, 旨在建立民主文化的国家, 为世界的和平和人类的福址做出贡献。为实现这一目标, 教育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尊重个人的尊严, 以追求真理和和平为目标, 普及具有丰富文化创造的教育。”[9] 但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 国际形势巨变: 信息化、全球化已成为引领世界的一大潮流, 以IT 和生命科学为代表的科技迅速发展。面对这种新形势, 社会的既存体制受到很大的冲击, 如何在变化迅速的世界形势中把握好自己的位置是各国急需解决的问题; 跨国企业遍布世界各地, 世界性的资源、能源、经济竞争增强; 文化的冲击也成为世界发展的一大潮流。而且,各国逐渐认识到国家的竞争最终取决于综合国力的竞争, 而综合国力的竞争最终是人才的竞争, 科教兴国也就不约而同成为各国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
世界各国因为认识到教育会成为国民素质和一个国家未来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所以, 1999 年6月在德国的科隆召开的第25 次主要国家首脑会议上, 首次将教育问题列为主要议题之一, 并发表了《科隆宪章》。其中指出: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知识的重要性将得到重视; 建立终身学习型社会将成为未来教育发展的方向, 并且提出了一些基本原则和具体的政策。[10]在这次大会上, 小渊首相强调全球化时代外语和计算机知识的必要性和健全人格培养的重要性, 得到了各国普遍的共识。
80年代的“临时教育审议会”将教育改革提上日程并指出日本的教育改革迫在眉睫。首相中曾根提出: 日本要想成为政治大国或是国际国家就必须成为文化大国, 进行文化输出, 为建立“太平洋文化圈”做出自己的贡献⋯⋯他还认为日本教育的现状已成为文化大国发展的障碍。[11]政府设置的教育改革国民会议在三年的时间内就提出了教育基本法修改的最终审议案。其改革心情如此迫切主要是基于以下社会背景及历史文化原因:
第一、教育环境发生了巨变。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 日本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强国。长期和平、丰富的物质生活享受消磨了战后日本人身上所具有的创造力、自发性、奉献精神等优秀品质, 这引发了一些教育者对日本未来的忧虑。
第二、桥本内阁时期提出了“六大改革”计划,教育改革名列其中。改革一时成为社会的主要潮流。作为整个社会运行系统基础的教育如何适应时代变革, 积极的进行具有前瞻性的改革是必要的。战后日本高等教育明显滞后于世界发展的趋势。我国学者指出: “如果说战后日本经济飞跃是基于战后初期的教育改革, 那么现阶段日本经济停滞不前, 教育的责任也是不能忽视的。”[12]与其它发达国家相比, 高尖端人才的外流现象严重, 日本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是在国外取得的成绩。
第三、日本是一个重视教育的民族。从明治时期开始, 日本在大力推进近代社会发展的同时, 就以极大的投入充实教育发展。当时, 为确保全国达到同样的教学效果, 各地开始建立公立学校, 并逐渐统一学科设置、教材的内容以及规范教师资格。
明治时期日本教育普及率已领先世界水平。战后初期的教育改革进一步提高了教育普及程度, 培养了堪称世界之最的优秀劳动力大军。国民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一直居高不下, 教育的发展堪称日本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但是面向新世纪, 家庭、学校、地方政府之间的沟通严重缺乏。家庭作为教育原点的作用被淡化了, 学校教育体制僵化, 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人才短缺。一系列教育问题的出现引发了人们的思考。
第四、战后初期的日本教育基本法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 需要重新确定面向新世纪的教育理念。随着都市化、少子化、高龄化社会的到来, 以及人们价值观念的多元化, 孩子的道德素质、学习欲望下降; 学生旷课、校园暴力等问题层出不穷; 此外, 学生的个性多元化、高等教育内容不合理, 学校、家庭教育力低下等问题都加深了教育的危机。战后教育基本法在解决这些新问题时显得无能为力。教育基本法的修改迫在眉睫, 否则必将影响日本21 世纪的总体发展战略。
第五、社会在不断变化, 而教育的发展却相对滞后。战后日本的教育总的来说是面向国家的, 而当前及今后的教育必须是面向世界的。现行的教育体制阻碍了日本21 世纪人才战略。教育改革国民会议第三分科会的审议报告确定了今后人才培养的方向: 具有独创性活动的人才; 具备高水平教养的专业人才; 成为社会各个行业的领导人才; 有勤劳职业观念的人才。[13]21 世纪将人类带入了信息化时代, 知识的迅速扩展和更新要求能迅速把握这种信息传播、有强烈的国际意识、有着自己独特洞察力的人才的出现。目前的教育体制过于注重教育机会、教育资源的均等, 很难兼顾学生的个性和能力。而且, 考试竞争压力过大使学校一味强调知识的积累而忽视了学生思考能力和人格的培养。
三、新世纪教育改革的焦点及主要举措
这次教育改革历时20 年, 修改了战后教育基本法。在中央教育改革审议会的总体指挥下, 由大学审议会、教育课程审议会、终身学习审议会、保健体育审议会等具体部门实施。这次教育改革涉及建立终身学习型社会、高等教育改革、学术的振兴、如何应对国际化、情报化社会、完善教育财政等多个方面。其中的焦点问题及改革欲实现的目标有:
第一、丰富“心的教育”。随着社会的发展日本教育专家逐渐意识到人们的功利主义价值观、不遵循过去脚踏实地的作风、总想象虚幻世界等人类的劣根性有所滋长。这不仅侵蚀着个人, 而且终将影响整个社会。所以, 首先培养具有健全人格的日本人就成为尤为重要的问题。教育改革国民会议在2000 年9 月提出的中间报告有关教育改革的17 个提案中将如何培养丰富人格的日本人放在提案的首位。其中主要有五项议案: 1.要充分认识到教育的原点是家庭。具体建议包含: 入学之前, 父母应该承担对孩子人格、生活方面的基础训练、日常的教养礼仪等方面的培养。提高整个社会的教育能力, 国家和地方团体要努力配合推动家庭教育的展开。例如开设公民馆, 设置专门的教育咨询机构。2.学校要加强道德教育。学校应重在培养学生自立、分辨是非善恶的能力。具体建议包含: 有针对性地开设道德课程, 小学称“道德课”、中学是“人性课”、高中为“人生课”。要重视日本传统文化学习和艺术体育的全面发展。3.提倡全社会的奉献精神。具体建议包含: 学校要定期举行奉献活动; 满18 岁的国民要从事一年的农业、老年人看护等义务活动。4.不能忽视问题少年。要不断提高教师的素质, 尤其是学生人格的培养; 针对问题少年要讲究方法策略。5.使孩子远离有害信息。信息化时代给人类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了很多不良影响, 一些如暴力、黄色、犯罪等不良信息充斥网络, 作为父母、学校、社会有责任保护孩子远离这些有害信息。类似一些研究团体的民间组织, 要主动检查有害信息, 对其实施公开的过滤, 国家应致力于这种系统的研发。[14]以上举措从家庭、学校、社会全面出发探讨了如何提高道德修养, 体现了教育改革首先要培养具有健全人格的人才, 这贯穿了整个教育改革的始终。在2000 年的文教政策中还制定了详细的计划, 例如: 各地区建立通过卫星通信面向学生的广播局; 在730 个地区开展“孩子活动中心”; 家庭方面: 制定242 万部“家庭教育手册”, 135 万部“家庭教育笔记”, 在全国32 个都道府县开通24 小时的电话热线; 学校方面:改善充实通信教育, 7400 个学校设置了“知心姐姐”, 大约5200 个学校设置“心灵沟通教室”。[15]在教育基本法修正案中, 教育的目标包含两个方面:健全的人格; 具备国家社会所必需的资质且身心健康的国民。两个教育目标都是“心的教育”的具体体现。
第二、大学改革和科学振兴研究。21 世纪作为培养人才基地的大学改革备受关注。在确定了21世纪大学的模式后, 大学审议会分别通过对《学习教育法》、《大学设置基准法》、《国立学校设置法》等一系列法律的修正, 欲建立多元的大学评价系统。
2001年6 月日本文部省发表《大学结构改革的方针》, 这是日本推进大学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其中包含三大要点: 改善高校基础环境, 加快科研及教学设备的更新, 以适应知识经济社会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的要求; 对国立大学的管理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 引入市场管理体制, 最终使国立大学提高独立性和自由性; 全面引入竞争机制。在全国国、公、私立大学中选出30 所重点, 在经费上给与重点支持, 以推动这些重点大学早日跨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16]关于科学研究振兴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重视留学生交流质量上的提高, 建立国际研究交流型大学村; 推进学术研究和科学技术研究的综合展开; 建立具有世界水平的研究基地, 提出了面向21 世纪的COE 计划; 促进产学联合; 建立社会型研究生院和学者型研究生院。[17]
以上两个方面是结合日本新世纪的人才培养战略, 是以原有教育基本法为蓝本修改的。而下面三个方面是在教育基本法改正案中新添加的内容,应该说是时代的产物, 也体现这次教育改革的时代感。
第三、建立终身学习型社会。1999 年在德国科隆召开了第25 次主要国首脑会议发表了《科隆宪章》, 其中首次提出建立终身学习型社会, 可见, 建立终身学习型社会不仅是日本教育改革的热点、焦点, 它本身也是世界教育发展的一大潮流。所以, 在教育基本法改正案第三条加入了“终身学习理念”。
日本的文部科学省和终身学习审议会都积极推动终身学习型社会的建立。从临时教育审议会成立到1999 年, 建立终身学习型社会的整备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例如: 提高国立大学的开放程度, 听取大学专业讲座的人数由24.9399 万人增加到64.3436万人; 远程大学由关东地区扩展到全国, 学生人数增加到7.3446 万人; 引入5 天学习日, 使学生有充足时间接受社会教育; 社会教育的设施更加完善:公民馆由1.752 万个增加到1.7819 万个, 图书馆由1642 个增加到2396 个, 博物馆由676 个增加到986 个, 青少年设施由1031 个增加到1319 个, 妇女教育设施由100 个增加到225 个, 图书馆的开馆时间实行弹性制, 在周日开馆的由1290 个增加到2143 个、夜间开馆的由241 个增加到405 个。[18]此外, 终身学习审议会还在1992 年提出的《关于适应今后社会发展的终身教育振兴对策》中对构筑这种社会的目标、具体问题、应注意的事项都做了详细的阐述。可见, 无论从学校还是到社会都在积极努力构建终身学习型社会以赶上世界教育发展的步伐。当然, 这种社会的建立是一种长期的教育投资,不仅仅是作为教育主体的学校的责任, 更应该是整个社会的责任。
第四、培养国际型领导式的人才。日本的教育改革与其国家的整体发展战略紧密相连。日本在六、七十年代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经济强国后,一直致力于实现政治大国地位。90 年代, 日本又提出文化立国, 欲将日本的文化推广到全世界。在教育上, 日本提出要培养具有国际型领导式的人才。
日本的教育改革也体现其实现政治大国的野心。在教育改革国民会议第三分科会的审议报告中指出:对于日本, 在经济、政治、环境和其他新领域, 培养具有主导世界能力和掌握最先进的技术、开创科学技术新天地的人才是必要的。具体措施有: 明确大学和研究生院的作用。大学以教养和基本的专业知识培养为主, 注意与社会的交流和联系; 研究生院要培养专门的职业型人才和研究型人才; 完善大学教育。端正大学生的学习态度; 开设不同领域的专门课程; 严格审核学生成绩; 建立专门类型学校。例如经济、法律的专门学校, 培养经营管理、法律实务、金融、教育、公共政策等领域的专门人才。[19]
第五、在这次的教育改革中多次提到要尊重日本的传统和文化, 弘扬热爱国家和故乡的爱国主义教育。教育基本法的改正案第2 条将其列为教育目标之一。为肃清日本战争余孽, 战后日本是禁止进行爱国主义教育。80 年代的中曾根首相上台后就提出“战后总决算”。其中包含弘扬历史传统使其成为统一国民意志的精神凝聚力量; 输出日本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