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不能进一步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提高选举民主化程度？长期以来，有一种经济文化落后的理论对此持否定态度。这种理论认为：中国国家大，人口多，经济文化落后，公民素质低，所以，不宜扩大直接选举，提高选举的民主程度。条件不具备，贸然搞民主，会把社会搞乱。这种经济文化落后论被视为中国国情，一直被视为我国选举制度的基础。但经济文化落后论今天还是中国的现实吗？近20年来，我国选举制度也作了一些改革，选举的普遍性、无记名投票原则已实现，选举权的不平等性已大为缩小。只是扩大直接选举的民主脚步迈的十分迟缓和沉重。中国到底能不能扩大直接选举，提高民主程度？
教育程度高＝选举热情高？
凭经验观察,选举作为一种政治行为,它与公民的受教育程度有很大关系。一般来说，受教育程度越高，参加选举的态度更积极，受教育程度低的，对选举的态度要消极些。
但是，历史表明，普通平民百姓一点也不会忽视自己的权利和利益，不过他们不是用思想投票，而是更多的用行动投票。20世纪90年代，被认为落后的中国农民，怀揣《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虎视眈眈地盯着投票箱，不可阻挡地走向投票站选举自己的村委会主任，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强有力的书写民主的时候，而被认为素质较高的城市居民却在他们自治与民主选举的投票箱上呼呼大睡。
一个正常的市民社会的政治参与主要是出于对自身政治利益的考虑。只有选举行为与自己的利益相关时，才会积极参与投票，否则他会冷淡对待。
民主选举：落后地区先开花
从问卷调查看，个人的经济状况与选举态度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经济越发达、生活水平越高越积极。很多情况下相反，高收入者反而对选举很冷漠。例如，选举积极性最高的是收入401－800元的较低收入者，愿意参选的高达80.5％，400元以下的低收入者和中等及中等以上收入801－2500的群体差距不大。收入在2501元以上的高收入者表示愿意的比例只有55.8％，而不愿意和无所谓的态度高达42.3％。
按照智者的理论，民主这种高雅的生活似乎只有在经济发达、生活水平高、受教育程度高和政治觉悟高的人中才能享受。但在中国大地，民主的现实发展与智者们想象的情况相反，中国民主本来可以从发达的城市更多的实施，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种情况没有出现，民主选举正是从农村许多经济落后的地方开始的。在这些落后的地方，并没有哪些认为有很高政治觉悟、懂民主、懂政治理论的人教农民怎么去选举，只是法律给了农民兄弟自由行使选举的权利，他们就创造了各种生动、充满活力、富于创新的民主选举形式。
为什么民主选举从经济落后的地方搞起？因为政治选举作为一种利益表达的方式，与经济发达水平和个人的生活水平有一定的关系，但经济发达水平只是影响利益表达程度和方式，而不论何种经济发达程度和生活水平的人，都有利益表达的要求，只是表达的方式和手段不同罢了。农村特别是经济不发达的农村由于得到某种机会，或者是反对搞选举的控制力比较薄弱，或者是由于他们穷则思变而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命运，才有某种更强烈的选举动力。
我们分析了许多农村基层民主的开创者和发源地，许多是在经济不很发达，问题比较多的“后进村”里搞起来的。这些村往往由于问题多，上级党委和政府对村里领导班子难以指定安排，感到很棘手难以解决时，才想到通过法律，一放了之。虽然，走民主选举之路出于被迫，但放手让群众发扬民主，都获得了成功，成了中国农村基层民主选举的典型和开创者。民主和选举的要求和行动，不需要有高深的理论，而是一种本能的需要，他们要通过选举表达他们的利益和要求，维护自己的权利。这是任何一个有健全理智的人都能做和所要求做的。
习惯的观念中，农民的素质一直被低估。可是，根据对农民选举意识的调查和访问，我们发现，几乎所有的调查数据显示，农民对选举的态度积极性、认真态度和对选举改革的信心都排在前面，有时还是最积极的一类。认为当今中国不能扩大民主选举的还有一个重要理由是，选举会把社会搞乱，影响稳定。在中国大地悄悄发生的农村民主选举的事实充分证明这一观点是错误的。中国开始探索基层民主之路，不是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大城市，恰恰相反，许多发端在农村的“问题村”，这些地方问题多，干部不团结，干群关系紧张，经济搞不好，群众意见大，上访多，社会秩序乱。在问题多的地方搞起选举对一些地方党政领导来说是迫于无奈。他们往往是在没有办法解决农村矛盾的情况下，才放手让群众去选举。实践充分证明，民主选举不但没有把社会搞乱，相反，很多选举都使社会由“乱”变“治”。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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