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法制：中国公民法律意识评点(下)

法律意识，并不完全等同于权利意识和诉讼意识 　　

在我们宣传强调法律意识过程中，还必须注意不能将法律意识简单地和权利意识、甚至诉讼意识等同起来。法律意识是一种社会意识，而任何一种社会意识都是文化的体现。由于中国历史上长期强调义务，蔑视权利，因此当我们今天强调法律意识时，许多人就将其与权利等同起来。虽然这种情况可以理解，而且我们的确应该进一步强调权利。但是，如果仅仅将法律意识理解为权利意识，那就片面了。我们前面从理论上阐释法律意识的内涵，但说的朴素直白些，法律意识是什么，就是按规则办事。按规则办事意味着你不仅要按规则获得权利、行使权利，而且还要按规则承担义务、履行义务。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大家知道规则，但又不按规则办事。很多人都要主张权利，但却忽视自己应该承担的义务；只去监视别人，不来审视自己。于是，人们很可能在实现自己的权利过程中侵犯着别人的权利。其结果，只能导致法律失效，秩序混乱。这是个文化问题，同时也是国民素质问题。例如，许多人排队爱加队，这也反映在汽车交通中。前些日子“焦点访谈”在几个大城市做了一个调查，目的在于说明我国的交通堵塞问题为什么如此严重。调查的结果显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许多人不按交通规则行驶，有很不好的驾车习惯。国外回来的人和外国人来到北京都不敢驾车，因为没有规则和秩序。你要向前行走，就得跟着破坏秩序。于是，大家在破坏秩序过程中获得了新的秩序：无序中的有序。所以，法律意识必须是两个方面，即权利与义务并重。 　　

在我们谈法律意识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时，一个经常提到的事例就是所谓的“王海现象”。我个人认为，打假能够成为英雄这一事实本身就已经是我们民族的悲哀。王海当初受骗买到假货，然后挺身而出讨个说法，如果这时说他是“英雄”还情有可原。但是，从他知假买假，进而以打假为名，以盈利为目的，索求价金双倍返还时起，他已经不再是“打假英雄”，相反，他已经成了法律意识不强，法律规则淡漠的人。王海打假被称作一种现象，其实是大众对假货痛恨的一种情绪反映，根本不是一种理性的法律意识使然。所以，对于“王海现象”不应该过份予以渲染，因为他后来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没有法律意识的表现。 　　

五十年代的秩序意识，与现在的法律意识 　　

常有人说虽然现在人们的法律意识提高了，但民风不古。而建国初期颇有“路不拾遗，门不闭户”之古朴民风和治安环境。所以，那时的法律意识也不见得低。其实，这种看法不对。首先，必须明确，我们今天社会的法律意识显然要比那时高许多，这是毋庸质疑的。其次，建国初期民风朴实治安状况良好并不是法律意识问题，而是一种自发的秩序意识使然，是当时社会和民众对于新建立的社会秩序接受和遵从的证明。法律意识和秩序意识的区别在于，前者是自觉的，是以具体法律规则作为意识对象的；后者则是自发的，没有具体法律规则作为意识对象，最多是有道德和习惯规则作为意识对象。再次，这个例子本身恰恰也说明了法律意识与法治环境的关系。在西方有些所谓的法治国家中，法律意识不可谓不高，但各种违法行为和犯罪现象仍然存在。只不过在法治环境良好的情况下，这些都能够最大程度上得到有效控制。 　　

综上所述，法律意识是一种社会意识，而一种社会意识的成长和作用，一定要有环境和制度予以维护。否则，这种意识或文化最终必然会受到创伤和扭曲。 　　附：相关典型案例，乔占祥状告铁道部 　　

2001年1月4日，铁道部公布当年春运火车票票价上浮方案，河北律师乔占祥认为，春运涨价侵犯了广大旅客的合法权益，他首先提出行政复议，后又提起诉讼。此案虽以乔占祥败诉而告终，但乔占祥却被3·15晚会评为2001年度维权人物特别贡献奖。 　　

“王海现象”冲击波 　　

王海，自1995年开始尝试“知假买假”而引发“王海现象”，它唤醒了许多消费者和企业的维权意识，并且令《消费者权益保障法》得以普及。 　　为“一分钱”讨法理 　　买一袋“小浣熊”方便面，把上面的“爱心标志”剪下来，交至参与“爱心工程”的中、小学校，再由学校寄到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生产商就会捐献出一分钱来。就为这“一分钱”，大名鼎鼎的北京统一食品有限公司，被山西的一名律师告上了法庭。公民为公众利益打官司初露端倪。 　　

警官、检察官、律师联手上演“腐败” 　　2001年5月，广西省荔浦县双江派出所根据举报，抓获了卖淫女杨丽，杨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但同时还讲出了自己曾被黄俊等人轮奸的事情。 　　

双江派出所将犯罪嫌疑人黄俊等人抓获。黄俊的叔叔黄志华为给侄子洗脱罪名，托人贿赂公安局、派出所以及检察院的熟人，又与律师共谋为黄俊办理了取保候审，致黄潜逃。在这起警官、检察官、律师联手腐败的案件中，派出所副所长何承礼受贿11500元，民警潘德明受贿1500元，检察院冯家斌受贿13800元，律师蒋仕玲得到2000元。 　　

中国司法之最：谢洪武被超期关押28年 　　

28年前，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谢洪武被公安机关拘留，此后，他在看守所的单人狱舍中被超期关押了28年。 　　

在看守所的档案里，检察官仅发现了一张1974年6月24日由当时的公安局长签署的《刑拘证》，却无判决书，也无卷宗。后经调查，签署《刑拘证》的公安局长已逝世，其他当年负责本案的办案人员也都不在人世。当初抓捕谢洪武的派出所的历任所长也无人知道本案的具体情况。谢被拘留是罕见的超期关押。有关方面认定谢洪武一案是无卷宗、无判决、无罪名、无期限的“四无案件”。 　　

拆迁工作简单粗暴导致农民自焚悲剧 　　

2003年，安徽农民朱正亮在天安门自焚未遂，原因是拆迁纠纷所致。据报道，当地的村民对旧城改造十分支持，只是对拆迁的补偿标准及装修评估存在异议。朱正亮曾多次找有关部门反映，但双方始终不能达成一致。因嫌政府补偿得太少，朱难以接受，便采取了极端的作法。 　　

一位法律专家说，虽然有关法律规定，拆迁人和被拆迁人处于平等地位，应由双方协商同意补偿方案之后才能进行，但实际上，被拆人总是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往往没有商量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