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问题是当今法制建设的主题,保障人权又是世界各国法律制度的核心。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权的内涵也在不断拓展。不同的历史文化呈现出不同的人权观念。但辩护权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最基本的权利,已成为衡量世界各国民主法制文明进程的标志。我国《宪法》、《刑事诉讼法》虽然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辩护权作了规定,尤其是聘请律师进行辩护的权利。但宪法规定只是笼统性的规定,且规定在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条款中,显然会让人感觉只适用于审判阶段,为立法、司法漠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阻碍律师行使辩护权埋下了隐患。刑事诉讼法虽然也规定了一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辩护权的条款,同时又有一些规定限制律师行使辩护权,再加上出于部门权利本位考虑的司法解释或规章,更是使律师的刑事辩护处于尴尬的艰难境地。“……现有刑事诉讼法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是不够的,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实践中都存在较大问题,不能令人满意。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一定程度上还被作为客体来对待。所以从人权保障的角度,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进行再修改是有必要的,并且到了非改不行的程度了。”[1]所以,目前对律师刑事辩护制度进行研究具有现实意义。
一、刑事辩护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一)律师辩护制度最早出现于奴隶制的古罗马,在当时被称为“保护人”,在诉讼中代表被保护人进行诉讼活动。后来发展成为一种高尚的“自由职业”,并受到国家法令的承认和保护,这便是初期的律师制度。律师制度真正形成并发展于近代欧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是资产阶级同封建特权与专制相斗争的成果。
(二)我国在封建社会以前,被告人被视为诉讼的客体,没有辩护权,更谈不上聘请律师辩护。直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裁判部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第24条规定:“被告人为本身的利益,可派代表出庭辩护,但须得法庭的许可。”[2]在抗日战争时期,各根据地都依照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并结合本地情况,颁布了有关司法组织的诉讼程序的法律、法令,准许当事人请其家属或有法律知识的人出庭充任辩护人,人民团体对于所属成员的诉讼也可派人出庭帮助辩护[2]。
新中国成立后,刑事辩护制度在总结民主革命时期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得到发展。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将“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规定为宪法原则。为贯彻这一宪法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7条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外,可以委托律师为他辩护,可以由人民团体介绍的或者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公民为他辩护,可以由被告人的近亲属、监护人为他辩护。人民法院认为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指定辩护人为他辩护。”从而建立人民律师制度,实行律师辩护,被正式提上了法制建设日程。后来,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律师制度的法制建设遭到严重损害并被迫中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律师制度开始恢复与重建。1979年7月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被告人的辩护权,同时对律师辩护制度给予了法律保障。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这标志着我国律师制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不断发展,社会情况发生了变化,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其中对辩护制度作了重大改革和完善,1996年5月1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以确认和巩固律师工作改革的成果,这两部法律的颁布与实施,是我国律师辩护制度建设在新时期取得的重大成就。它反映了我国诉讼制度和司法的文明程度,对促进和保障司法公正、诉讼民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我国律师刑事辩护制度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由于我国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吸收了英美国家的当事人主义的合理因素,实行控辩双方平等对抗。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面对训练有素、具有法律专业知识和国家强制力作后盾的公诉人,单靠自行辩护与之对抗,其权益是无法得到保障的。委托辩护,尤其是委托律师进行辩护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必要选择。然而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参与的程度,决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护程度,体现着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尽管1996年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这两部法律,使律师刑事辩护制度得到真正确立。但由于立法对刑事辩护制度规定的不完善和缺乏可操作性,律师进行刑事辩护的现状仍然令人担忧。律师行使辩护的权利受到不正当的限制和阻挠。
(一)律师在侦查阶段提供法律帮助难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和控告,对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这与以前的纯粹的职权主义刑事诉讼法相比,无疑是一个巨大进步。最起码律师开始介入侦查,打破了侦查机关的暗箱操作。可悲的是律师的这些权利是虚无的,不具有可操作性。律师介入侦查,首先要有犯罪嫌疑人的委托。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往往受到一定的限制,他们中大多数对法律不熟悉,他们不知道怎样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虽然刑事诉讼法规定,侦查机关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义务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但侦查机关为了自身的利益考虑,很容易规避这种义务。而有关法律对违反这种义务的侦查机关和个人却没有相应的制裁措施。即使犯罪嫌疑人知道有权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却请不起律师,而法律又没有规定国家在侦查阶段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指定律师,怎么办?这些问题都给律师介入侦查制造了困难。即使是律师介入了侦查,他又能干些什么?能为犯罪嫌疑人提供哪些实质性的帮助?根据法律规定,律师只能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至于构成这个罪名的案件材料,律师却无权向侦查机关了解。而有关部门出于权利本位的考虑,却规定了律师不能向犯罪嫌疑人谈论案情。作为一个律师,他不了解案件情况,他怎么能提供法律帮助,他怎么能依据事实和法律来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二)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难
律师会见权是律师独立行使辩护权的必然要求,只有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才能相互沟通和理解,才能了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被冤枉,才能有的放矢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和进行辩护。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根据这条规定,律师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但律师的会见权是不完整的,不独立的,他是在侦查机关的监督下或者说是监视下进行会见。在侦查机关的监视下,犯罪嫌疑人如何向律师说真心话,他又怎敢要求律师代理申诉,要求律师就侦查机关侵犯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提出控告。在这样的会见情形下,律师又怎能给犯罪嫌疑人提供帮助,这种沟通上的障碍势必会影响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的质量。就是这样尴尬的会见,在超职权主义侦查模式下也变得难以实现。律师的会见要向侦查机关提出,在侦查机关的安排下才能会见。侦查机关安排会见时,有权根据案件的情况和需要决定是否派员在场。是否安排会见,是否派员在场,决定权都在侦查机关手中。出于控、辩双方诉讼对抗地位的考虑,侦查机关往往会制造一些障碍来限制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进行会见。受委托的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时,在场的侦查人员应当告知其遵守监管场所和有关机关关于会见的规定。对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情况,在场的侦查人员可以记明笔录,并根据情况有权制止,或者中止会见。这样的规定是对律师会见权的粗暴干涉。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要想会见犯罪嫌疑人,必须经侦查机关的批准。事实上,涉及到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在侦查阶段根本无法见到犯罪嫌疑人。因为,这是侦查机关阻止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最好理由,所以侦查机关对律师提出的会见要求根本不会批准。
(三)律师调查、申请调查取证难
刑事诉讼法第37条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的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调查取证权是辩护律师了解案情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赋予辩护律师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从该条的规定中可以看出,律师的调取证据权包括两部分:自行调查取证权和申请调查取证权。自行调查取证权是指律师出于辩护的需要,自主决定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收集案件材料的权利。自行调查取证权的行使,取决于有关单位和个人是否同意。有关单位和个人对律师的调查取证有拒绝的权利。如果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同意,辩护律师就不能自行调查取证。实践中,有关单位和个人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对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是置之不理。而对公安司法机关的调查取证则法律规定有关单位和个人必须如实提供证据,对有关单位和个人伪造证据、隐匿证据或者毁灭证据的必须受法律追究。作为自行调查取证权的救济措施,法律又赋予律师申请调查取证权利。所谓申请调查取证权是指辩护律师自行取证不能时,而申请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的权利。鉴于控辩双方的对立地位,要求人民检察院为辩护律师收集有利于对方而不利于己方的证据,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虽然,辩护律师也有申请人民法院收集、保全有利于己方证据的权利,然而,根据法律规定,启动法院调查取证的决定权在法院,如果法院置之不理,或者以所谓“正当理由”加以拒绝,那么辩护律师要想得到有关的证据材料是根本不可能的。由此可以看出,立法在分配控、辩双方的调查取证权方面是何等不公正和偏心。再加上《刑事诉讼法》第38条和《刑法》第306条的规定,使得辩护律师既不能调查取证又不敢调查取证,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被虚无化。
(四)律师阅卷难
首先,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6条的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而这些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只是程序上的结论,至于形成这些结论的证据材料,辩护律师却无法看到。更何况有的检察机关为了对付辩护律师查阅卷宗,故意将诉讼文书和证据材料分开装订,使辩护律师看不到事实的证据材料。让辩护律师看到的只是这些对案件事实基本没有证据作用的公文。其次,该条还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但是为防止法院先入为主,现行法律同时又规定,人民检察院起诉时,只需向人民法院提供起诉书并附上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即可,不允许向法院移送全部证据和卷宗材料。至于移送的主要证据如何确定,完全由检察院决定。实践中检察院为防止辩护律师看到这些重要证据故意将一些重要证据不移送。这样辩护律师在开庭审判时所得到的证据就非常有限。
(五)律师辩护意见被采纳难
《刑事诉讼法》第13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应当听取犯罪嫌疑人委托的人的意见。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委托的辩护人在审查起诉阶段就有权为委托人辩护,对此,人民检察院应当听取。因为审查起诉是人民检察院对侦查机关已经确认的事实及处理意见进行法律评价和事实判断的重要活动。辩护人在此期间介入诉讼,展开活动,可以对犯罪嫌疑人作无罪、罪轻、减轻或免除刑事责任的辩护,使检察院在听取辩护人意见的基础上作出起诉与否的正确决定,保证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使那些可以免除刑事责任的犯罪嫌疑人不被起诉,及早从诉累中解脱出来,回归社会。对那些可以从轻、减轻处罚的人,在检察院起诉时对其犯罪行为客观作出评价,以体现法律的公正,也便于吸收被告人及其家属的不满。然而,检察机关的办案人员,总是把辩护律师看成是司法的异己力量,顺利起诉犯罪和追究犯罪的障碍。再加上控、辩双方地位的对立,从根本上排斥辩护律师的意见,总认为律师的意见是带有偏见的,是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说话的,对辩护律师的意见根本就不予考虑。在审判阶段,法院是居中裁判机关,理应平等对待控辩双方的意见。“法官中立是现代审判的基本要求,……法官不应存有支持或反对某一方诉讼参与者的偏见。”[2]但我国法院受职权主义审判模式的影响深刻,法官总是自觉不自觉地站在控方的立场上,与控方一道揭露犯罪和证实犯罪,与控方一起来对抗辩护人。甚至是“未审先定”,根本不把辩护律师的意见放在心上。
三、借鉴、完善我国现行律师刑事辩护制度
如上所述,“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辩护制度,直言不讳地说,还远远落后于世界各国的水准。就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而言,不仅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晚于许多发达国家,而且律师在诉讼中的权利还受到相当大的限制,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阅卷难、查证难、会见难、申请变更强制措施难、辩护意见被采纳难、……”[3]如何改变目前现状,推进律师刑事辩护制度向前发展,进一步实现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提高诉讼文明程度,以便与国际社会公约接轨。“完善刑事辩护需要控辩平衡。诉讼的内在规律和本质要求是控辩要平衡、裁判要公平。而刑事诉讼因为是国家强制力对公民个人进行的追究,在本质上就具有控辩的不平衡性。因此,刑事诉讼立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如何限制侦查权、公诉权,同时强化辅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权。”①
(一)修正宪法,将刑事辩护权写入公民的基本权利中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充分有效地获得律师帮助的原因很多,但宪法规范上的缺失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我国宪法第125条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该条文规定在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中,让人感觉该条内容体现的仅仅是一种司法原则,没有体现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作为保护公民权利的大宪章,在公民的基本权利中缺少这方面的规定,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刑事辩护权是与公民的人身自由和安全密切联系的权利,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将其上升为宪法权利,且都规定在公民的基本权利的章节中。1982年修改的《葡萄牙共和国宪法》第一编“基本权利与义务”第二章“权利、自由与保障”中第32条规定:“刑事诉讼程序为被告的辩护权提供完全之保障。被告有权选择辩护律师并在诉讼的各个阶段得到帮助。”[4]1987年《大韩民国宪法》第二章“国民的权利与义务”中第12条第4款规定:“任何人在被逮捕或拘禁后,均有权得到辩护人的辩护。”[4]
借鉴葡萄牙和韩国的宪法结构,我国应在宪法的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同时删除第125条中规定的“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这样在刑事诉讼的任何阶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享有聘请律师为其辩护的权利。任何与之相抵触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都会因为违宪而失去法律效力,律师行使辩护权的障碍也会因此而大为减少。
(二)赋予在侦查阶段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辩护权
犯罪嫌疑人被限制人身自由后,与世隔绝,能与犯罪嫌疑人接触到的只有侦查人员和看守人员。犯罪嫌疑人要想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只有向侦查人员或看守人员反映情况。然而由于看守人员不了解案件情况,涉及到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还要经侦查机关批准。所以看守人员也只有将犯罪嫌疑人想聘请律师的请求及时转达给侦查人员,只有侦查人员才能将犯罪嫌疑人的请求及时有效地转达给有关人员。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侦查人员有将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的请求及时有效转达的义务。但根据刑事诉讼法第96条的规定,可能推定侦查人员有告知的义务。否则,聘请律师就是一句空话。公安部的《办案程序规则》、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和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虽然都明确规定了告知义务,但办案人员不告知怎么办?这便是立法上的一个漏洞。在这方面,我们看国外是怎样规定的。美国通过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一案,明确要求侦查官员在讯问时必须告知嫌疑人享有委托辩护律师的权利,对受到拘押的嫌疑人,不论在指控前还是在指控后,讯问时都应当有律师在场方为合法。这就是著名的米兰达规则。这一规则对通过受到节制的讯问来发现案件真相构成了阻碍,因为如果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获取程序违反了该规则的“预先告知”程序,那么无论讯问多么短暂,多么有节制,而且犯罪嫌疑人自觉自愿地接受讯问,但是在庭审中也要将该供述予以排除[5]。《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70条规定:“……对于拘传到案的人,共和国检察官应当立即询问,如有辩护人陪同到案,讯问时应有辩护人在场。”第135条规定:“对拘留、逮捕等被监禁的被告人进行讯问时,预审审判官应当告知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的协助,可以和他自由交谈,辩护人可以立即查阅案卷。这种告知程序在笔录中应予以记载。”借鉴美国、法国的做法,我们国家应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侦查人员在第一次被正式讯问之前,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是否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并形成笔录。然后,侦查人员及时将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的请求转达给有关人员,并要有关人员签名确认得知。否则,对犯罪嫌疑人讯问的证据材料无效,不得作为证据使用。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遏止侦查人员的“不告知行为”。
(三)赋予辩护律师在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的在场权
前面已经提到,美国法律规定,对受到拘押的嫌疑人,不论在指控前还是在指控后,讯问时都应当有律师在场方为合法。否则,即使是犯罪嫌疑人自觉自愿地接受讯问,在庭审中也要将该供述予以排除。法国法律规定:“受审查人第一次到案时,预审法官应查明其身份,并明确告知其被控并因而受审查的每一事实及这些事实的法律评价。如受审查人已要求律师协助,并已按规定传唤了其律师,预审法官将按下面论及的第一次讯问以后的讯问程序进行讯问。如受审查人尚未要求律师协助,预审法官应通知其有权选任律师或有权要求为其指定一名律师。该律师可当场查阅案卷,并可与受审查人自由交换意见。预审法官还应告知受审查人:只有当受审查人在其律师在场时表示同意,才能立即对其进行讯问。否则,预审法官无权在此时讯问受审查人。”“在第一次讯问之后的每次讯问,预审法官皆应事先传唤受审查人的律师,因为法律规定,除非受审查人明确放弃此权利,否则,只有当其律师在场,或至少只有在对其律师进行传唤之后,方能讯问受审查人。律师享有随时查阅、使用诉讼案卷的权利,但受审查人本人没有此项权利。”[5]我国法律没有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讯问时有要求辩护律师在场的权利,这也是我国发生刑讯逼供、骗供、诱供行为较多的原因之一。所以,为了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用律师在场权来制约公安司法人员滥用权利,有必要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接受讯问时,有要求律师在场的权利。在律师到达之前,有拒绝回答的权利。
(四)赋予辩护律师独立的会见权
会见权是律师行使辩护权的延伸,它是由律师独立自主的诉讼地位所决定的。律师通过行使会见权,能够更好地实现和发挥辩护职能。然而,我国现行律师会见制度存在的诸多弊端,困扰和制约着律师辩护职能的行使。我国《刑事诉讼法》赋予的律师会见权与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刑事辩护权利相去甚远。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规定:“受到刑事控告而被逮捕或监禁,由警察拘留或监狱监禁但尚未审讯和判刑的人在会见律师时,警察或监所官员对于囚犯和律师的会谈,可以用目光监视,但不得在可以听见谈话的距离以内。”②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也规定:“逮捕、拘留或监禁的人与律师联系协商时可在执法人员能看见但听不见的范围内进行。”[6]“能看见”是便于对律师进行保护;“听不见”是说执法人员不得接触到律师与嫌疑人的谈话内容,不得干涉律师与嫌疑人的会见。而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过侦查机关批准。”可见,我国刑事诉讼法赋予辩护律师的会见权是有所保留和有所限制的。再加上有关部门制定的规则,规定律师会见嫌疑人、被告人须经他们的同意和准许,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日期、时间、地点、次数以及会见时不准谈案情等,随意限制和干扰律师的会见权,使律师会见形同虚设。要改变这种现状,必须对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96条进行修改:删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的规定。将这一句话修改为:律师根据辩护需要可以自主决�